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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佛教在唐代甚至几乎成了国教，难道这样的佛教不是中国文化吗？而那以后的中国文化，例如宋明理学，难道不是中国文化、而是佛化或印度化的文化吗？同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难道不是中国文化吗？ 三、流俗比较观念中的主体困境 以上讨论的是比较中的对象方面的问题，现在讨论主体方面的问题。

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正是在上述诸多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启动了探究普遍伦理的研究专案，于1997年建立了普遍伦理计画，并于同年3月和12 月分别在法国巴黎和义大利的那波里召开了国际会议，共同探讨建立全球性的普遍伦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这些理念或理想是超越於民族界线之外，超越於民族分野之上的。还有,传统社会师徒如父子，桃园三结义都是这种方式的典型表现。我们必须承认多元的人生生活方式和多元的社会形态。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其二，儒家仁爱思想在血缘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形成了同心圆的层递扩展特徵，这是符合人类共同的人性和心理逻辑次序的。

第三，爱亲人，即血缘亲情之爱。这句话强调了人要自尊自爱。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孔颜乐处，在适度接受了科学世界观后被转化，它并非宋明理学所求的那种天道流行的道德形而上学，而是人与宇宙和谐共振的并包蕴了共通情感的审美形而上学。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实际上，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

孟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说法，如今得到了最新科学研究的证明。孟子通过列举的方式，展示出仁义礼智之端的情理成分之差异，仁偏于情，智重于理，义更近于仁，而礼更近于智。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总之，从自觉觉他到觉自的扩展，虽并不是环环相扣的递进关系，但由低向高的拓展顺序仍基本无误。

孟子的四端说颇为整全。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然而，从人类而非动物的基本情感来看，羞恶似乎要比同情更为基本，但孟子却确立道德的最终根源为恻隐，恻隐之心由此被视为四端的发端，也是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的始端。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恻隐之心当中的情的要素更重，羞恶则次之，辞让更次之，是非最末;反过来说，是非之心当中理的要素更重，辞让则次之，羞恶更次之，恻隐最末。按照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的意见，孟子所论之所以在科学原则下是正确的，就在于孟子所论的同情心也为灵长目的动物所具有;而且，当恻隐发生之时，同情冲动首先出现，理性化思考则是后来的，对人性善恶与否也只能给出或然判断。

当今科学研究证明，婴儿在一个月的时候如发现妈妈哭泣或痛苦，他也会跟着痛苦，人天生就有同情的本能。人生不是理性化的干瘪演进，而是情理交融的进程，儒家将生活之道演绎得如此生动活泼而不离人间。

羞恶之心则是怕被外人看而产生的，恶其声而然也，抑或为别人感到羞耻而滋生。【题记：近日由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主办普适价值再思论坛，友人墨蕉风发来会场上的论争情况，其中既有儒教、毛儒与儒宪之论，也有儒家是否具有普世性之争，遂再发此文，发表时题为《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理论版】 随着被誉为常青哲学的西方主流哲学的历史性衰微，全球哲学如今正经历着文化间性转向的洗礼，中国哲学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愈加彰显，这在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中可见端倪。发展到是非之心的最高阶段，尽管道德判断出场了，但(理性推理的)知对错与(情感接受的)赞同否几乎同时生成，情理仍是交融的，而且还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达到觉自状态。当然，儒家之情的角色是有生物基础性的，这构成了人性的根基。但无论是他者对我而察觉到害羞，还是我对他者而感觉到厌恶，羞恶之心都是觉他的。孔子所论人生的进程，从十五岁志于学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皆要求仁成己，此乃一生始终之事业。

既然人自己可以得仁，那就可自求就无须他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这个从欲仁到成仁的过程却是相伴一生的。

这是由于，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未曾关注或极少关注生活的西方哲学传统走的却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路。不过，德瓦尔的生物学结论却误读了孟子：他彻底忽视了人禽之别，而这恰是孟子立论的基石;他只讲四端中的恻隐一端，孟子的观点则更为全面完整;他将情与理割裂开来，情先而理后，无视孟子的情理结构其实是圆融的。

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在中国哲学逐步走上世界舞台的今天，儒家情感哲学可以切实地走出一条生活之路。

进一步的问题是，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四者并不是平行对等的，从恻隐、羞恶、辞让再到是非之心大致有个推展的程序。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表述，在四端的每个情境中其实都包蕴了潜在的理性评价，但情理结构的内在构成却各有差异。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

同时，孟子也将情视为积极情感，所以才是向善的，不仅性善，而且也是情善。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孔子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

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类情感发展的这种人类智慧。

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恰恰可以作出杰出贡献。中西方思想的本然差异就此而显。进入专题： 儒家文化 。

它不是禅宗式的神秘体验，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精神体验。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

整体观之，四端的顺序还是从恻隐之心开始、经由羞恶与辞让之心，最后达及是非之心。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

这样，孟子就把同情心作为道德的终极来源，这种思想与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相当接近。审问明辨是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的传统，而回归生活似乎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哲学家们的新共识。